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诺奖的缺乏，映射了中国原始创新能力的薄弱

在科技界，提起徐冠华，几乎无人不晓。这位大名鼎鼎的科技部原部长，除了以学识渊博见长，一直为外界所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的直言不讳。

9月12日，在由中科院举办的“中国科技70年道路与经验”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上，这位受人尊敬的智者再次直抒己见。他说了啥？走，跟随小编一睹为快。

当前，我国科技发展中最突出的是人才问题。人才总量虽然庞大，但世界级科学技术专家和战略科学家严重缺失。

我们回顾一下国际经验，美国之所以到现在这么有创新活力，保持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全世界网罗到最优秀的人才。美国有世界最多的诺奖得主，据统计，从上世纪到本世纪2014年，美国自然科学诺奖获得者有308人，占世界诺奖获得者47.5％。

日本本世纪来，18年间有18人获得诺贝尔奖，平均每年一人，本世纪获奖人数仅次于美国，世界排名第二。

美国是获得诺奖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原始创新能力、新兴产业发展能力最强的国家，几乎主导了现代从信息、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纳米材料等新兴技术产业发展。

获得诺奖的一些日本科学家也对应着有关的高技术产业，日本在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了很高的比例，同时日本的半导体芯片技术、硅晶圆、合成半导体晶圆、光刻机、靶向材料、封装材料等14种材料占50％以上的市场份额，全球范围内长期保持着绝对优势。

可见，顶尖人才带动的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尖子人才往往决定一个研究机构一个研究队伍的水平和实力。一个国家的人才知识储备像一座金字塔，顶尖人才位于金字塔的顶端，顶尖人才越多，塔基和塔身一定越宽厚，巨大的金字塔的塔基支撑了不同高度、不同层次人才，这正是支持一个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潜力所在。

中国诺奖的缺乏也正是映射了中国原始创新能力的薄弱，各个层次尖子人才不足的现状。中国要在国家综合实力、产业竞争能力方面赶上发达国家，没有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没有一批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是不可能的。

创新过程是一个科技和经济结合的过程，不仅包括研究开发的创新，也包括产品设计创新、制造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市场模式、市场开拓创新，所有这些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品技术创新链。

在创新过程中主要面临两大不确定性，一是技术突破的不确定性，二是市场多元化需求的不确定性。这两种不确定性决定了往往有多种创新方案。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当你从事一项研究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出你想要的成果，甚至你根本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出成果。

既然面临着两种不确定性，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结合如何实现？国内外成功的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经济社会系统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的安排。市场同样是科技和经济之间结合的桥梁纽带，这方面我们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

比如为什么大量社会资源进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重要的原因是投资者缺乏有品牌的、可信任的技术无形资产的评估机构，以助其投资于科技企业。为什么中小企业缺乏创新性重要原因是缺乏社会服务研究平台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监督机制，这些都是需要市场化的创新服务环境加以解决。

我认为没有创新服务业的支撑，大量企业得不到社会化科技服务，科技和经济结合就是一句空话。

为什么创新服务业缺失情况如此严重？因为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科研院所直接将其研究成果转给国有企业，科技与经济融合，中间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机构是薄弱环节甚至是空白。况且创新服务业是高智力行业，缺乏经验、人才短缺，成长周期很长，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很难成功。

自主创新信心不足是个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中国百年封闭落后的局面开放后，乍一看到眼花缭乱的技术和五光十色的产品，深感自卑、缺乏自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等，有效地推进了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但是也存在着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严重不足的问题。

这形成了一种文化，在科技创新中我们选择的众多科技项目中很多是追踪式、模仿式的项目，一些事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项目多因信心不足、争论不休而多次搁置。

我们要做的一些有创新性的题目。科技项目的确定过程中我们习惯于拒绝支持有争议的项目，排斥没有国外先例的研究等等。这反映了我们对自己科学研究能力的不自信。

所谓原始创新，即通过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

集成创新，即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收，就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消化和吸收形成属于自己的再创新能力。

原始创新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国自主创新中最为薄弱环节。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基础研究和前沿高技术研究是新兴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之母，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志，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生命线。通过基础研究和前沿高技术研究形成的人力、知识和能力的储备，一旦我们遭遇“卡脖子”问题，这些储备就能迅速形成关键技术、形成生产力。

集成创新，如果没有集成，单项技术很难面向市场，最后可能就消失了，错过了发展时期。如何把自己和引进的单项技术集成起来形成以产品为中心的产品同样很重要。集成创新不是单纯的科技内涵，而是产业经济发展的内涵。我想强调，单纯引进技术忽视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倾向依然严峻。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投入严重脱节。2006年至2014年我国引进和消化吸收投入的比例是1：0.4，就是买了一块钱的设备，我们只用4毛钱消化吸收，和韩国、日本相比差距很大。韩国上世纪80年代已经是1：5，最高的时候1：8。日本上世纪60到70年代是1：7，高的时候达到1：10。我们的差距太大了，所以我们引进一代落后一代也是必然的。这么少的投入，怎么能消化吸收。

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不是一回事，是有本质区别的概念。技术可以引进，技术创新能力不可能引进。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实践证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平台，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实践。

第一，大力引进、培养和稳定一大批世界级的顶尖人才。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关键就在于吸引全世界一流人才，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不断放宽对技术移民的限制。据统计，2016年6位美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全部是美国之外出生。目前，硅谷科学技术工程和教学等领域中超过60％的全球顶尖科技人才来自移民，超过50％的硅谷企业是出生在美国之外的人所创立，他们所创立的巨大贡献，维持着美国的领先全球地位。

当前全球近30个国家制定了不同的人才入境政策和计划。我国引进人才面临巨大压力，因此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创造环境、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刻不容缓。我们当前应当在继续扩大引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把引进人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特别是当前环境下，引进世界级科技人才有更加突出的意义，不仅仅是引进一个人，更重要是引进了智慧、理念和文化，这是重要的溢出效应。

我们今天在西方围堵的新背景下，应当用同样的决心、勇气和魄力把引进世界一流人才作为国家战略举措，以质量为中心，引进不分肤色、不分国籍的世界顶尖人才，组成一支世界级的人才队伍。我们当前的条件和上世纪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大学和研究所有全世界最好的设备和实验室，以及良好的语言交流条件。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可以从试点开始，制定政策，逐步扩大。

第二，加强基础研究，建立可考核的国家财政年度固定增长机制。

据统计，现代技术革命的成果约90％源于基础研究，特别是全球化条件下，基于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的突破和伴随而来的新产业将对取得优势产生重大影响。2017年我国论文产出数，论文被引用总次数均居世界第二，这是来之不易的成果，但要我们也要看到论文虽多，高影响论文仍占比例较低，均篇被引用次数10次，居世界第16位，在标准专利拥有量排第11位，仅为美国的4％。

另外基础研究在研究开发活动中比例仍旧严重失衡，多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占比水平保持在5％左右，和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15％－25％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为此应当建立财政支持基础研究可年度考核的固定增长机制，引导加大对基础应用研究的政策支持力度，保证基础研究稳定支持，力争五到十年内使基础研究占比达到国际水平。

第三，推广深圳经验，实施大规模创新服务业振兴计划。

多年来，我每年都去深圳，有一点深刻，高效发达的创新服务业成为深圳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承载发达大城市发展的科技型企业屡经曲折最后选择落地深圳。

他们告诉我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深圳的政府更扁平化，市级领导接触到创新者、创业者，能够了解更多的需求，及时解决困难。创新活动需要各种工器具以及产品测试、市场调研等，深圳都可以得到更多供应和咨询服务，信息流的通胀快速极大地降低了创新成本。

我曾经参观过深圳市创业投资信息咨询知识产权评价等服务机构，他们的高效服务让企业间的交流更加畅通、效率更高。我以为一定要从战略高度对创新服务业的认识，制定创新服务业振兴战略计划，将其放在和高技术产业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考虑，实现科技服务业的腾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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